我国都市圈治理的相关实践始于20世纪末。1999 年江苏省提出都市圈规划设想，2001 年编制了苏锡常、南京和徐州都市圈规划并于2002 年批准实施。此后，哈尔滨、杭州、成都等城市也开展了都市圈规划编制或研究工作。总体而言，我国都市圈治理实践的特征和做法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工业化驱动下的城市高度聚集带来一系列“城市病”。19世纪末，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首次提出“Town Cluster”的概念，希望通过区域性城市组合的方式解决单个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在霍华德的倡导推动下，英国开始了在大城市外围建设田园城市的运动，美国也出现了郊区化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管理和预算总署在1910 年人口普查时提出了“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的概念，后来进一步标准化为“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简称“MSA”），1990年开始将各类都市统计区统称为“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在这个概念里“Metropolitan”是指由多个“City”组合成的地域组织，这个概念是应统计需求而生的，郊区化人口与中心城区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但其所生活的地域可能超越了传统的城市和郡县管辖范围，需要一种新的统计范畴，以更好地识别该地域的人口分布情况，并以此为依据指导项目的资金分配、标准制定及实施。
圈层扩散是大城市地域空间发展的基本规律。从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的“杜能环”到1925年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提出的同心圆形态，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有很深的思想渊源。而都市圈这一地域概念的雏形是1951年日本学者木内信藏的“三地带”学说。“三地带”学说将大城市的地域空间分为三个圈层—以实体建成区为主体的中心地带、以郊区为主体的周边地域和以城市势力圈为主体的外围广阔腹地。小林博更进一步将都市圈的地域概念界定为如下的三个层次：一是以各种功能联系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影响圈；二是具有密切人流、物流联系的日常生活圈；三是中小城市连续扩大的城市化地区。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都市圈”的概念，其圈层结构特征得到了普遍认同。也有学者基于此基本内涵，开展实证研究揭示了都市圈的圈层地域构造特征。
国内外学者在都市圈相关研究中一般将其空间演变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引起空间演化”的理论中，将城市群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斯科特从区域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关系出发，将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分为单中心、多中心、网络化三个阶段；程大林等人基于区域空间联系方式与程度的变化，将都市圈的发展阶段分为低水平均衡发展、低水平极化、高水平均衡发展和高水平极化四个空间演化阶段；陈小卉从都市圈规划编制的角度，将我国都市圈分为雏形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提出三个阶段的重点目标分别是培育、发展和协调。从上述相关研究可以发现，都市圈的空间演变一般经历要素向中心集聚、由中心向外围扩散、新中心生长和形成区域网络等阶段，各发展阶段与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直接相关。
中心城市受行政区划的局限，首位度较低，发展空间、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较低，难以发挥对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例如安徽省会合肥，在全省经济发展格局中难以发挥极核带动作用，周围的芜湖、巢湖等市纷纷加入邻省的南京都市圈。而在2011年进行区划调整后，合肥的发展空间大幅拓展，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大幅提升，对都市圈的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双评价”并非一个新生事物，其主要是通过对资源要素的评价，梳理资源约束条件，以此确定空间利用方式。广义上的“双评价”是原有各类空间性规划的必要环节，并随着我国规划体系的变革而逐步演变。 通过梳理国家发布的诸多政策文件，可将我国规划体系改革分为传统规划、改革探索、“多规合一”和国土空间规划4个阶段。本文通过分析各阶段规划对于资源环境评价的相关要求及特征，剖析“双评价”的演进逻辑。
“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这一概念起源于生态学和人口学，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该概念真正诞生于工程机械领域，只是较早被应用到人口学和生态学等学科。在人口学领域，早在1789年，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阐述了食物供应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并勾勒出了承载力研究的基本框架，即通过限制因子得出某研究对象的极限数量。Verhulst、Pearl 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Logistic 模型，描述了环境容量对人口增长的限制，成为“承载力”概念最早的数学模型。之后，Hawden、Palmer 将这一概念推广到生态学领域，使承载力成为应用生态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指基于一定发展阶段、经济技术水平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定地域范围内资源环境要素能够支撑的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等人类活动的最大规模；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是指在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资源环境要素和区位条件，在特定国土空间进行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等人类活动的适宜程度。“双评价”的理论基础起源于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粮食的论述，反映了人口在资源环境的制约下的增长极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伴随出现的系列问题，“承载力”的概念扩展到土地、水、能源、环境和生态系统等方面，并逐渐与发展方式联系在一起。在欧美发达国家，承载力的相关研究也逐步应用到国家和区域规划中，成为管理的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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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光明。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内居民财富持续积累与资产配置需求日趋多元化，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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