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空间规划体系经历了初步构建探索、城市规划成为主体及“多规”冲突的空间规划体系混乱 3 个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空间规划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从主要发达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经验看，从生存主导的农业空间开发、生活主导的工业空间利用到品质导向的生态空间保护，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土空间变化的共同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紧扣我国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的变化，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新型空间规划体系正是中央结合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初衷是统一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绿色发展。
空间管控是指政府为实行空间管制，协调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对土地发展权进行差异化管理，实现空间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政策性工具。无论是“三区三线”还是 “三生空间”布局，本质上都是对空间的一种政策性区划，都属于空间管控的手段。空间规划服务于空间管控，我国各部门已经编制了多种规划，通过划定政策性边界和用途性边界，实行分区分级的空间管控。
从 2014 年国家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空间规划要划定“三线”，到2017年初中央印发的《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提出划定“三区三线”，再到2018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发布的《城市蓝皮书NO.11》提出严格控制“三生空间”和“三线”管控是新时期生态文明改革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出，中央已初步确定了新时期空间规划的管控模式为“底线管控”和“分区引导”，其中对于“底线”的概念内涵、划定技术标准与手段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对于“分区引导”部分，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权责部门尚未公开敲定以何种管制手段对国土空间进行区划管控，存在“三生空间”和“三类空间”两种管控手段。
“三线”划定虽然从根本目的上是为了实现“三生空间”的合理布局，但是其范围并不与“三生空间”完全对应。严格来说，生态保护红线对应的是狭义的“生态”，重点指原生态核心区，不含人工生态区域；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对应的是狭义的“生产”，重点指粮食生产区，不含独立工矿和城镇工业区；城镇开发边界线对应的是狭义的“生活”，重点指集中成片的建成区，不含分散的乡村地区。
随着我国沿海战略向内部推移，中西”问题不断优化，南北平衡问 题逐渐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从全国区域发展看，以北京、上海、广 州等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的三大城市群正在带领东部沿海地区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带动我国经济、科技、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密切联系；武汉、成都和重庆则发挥中部地区开放门户与向西开放的作用，在“十二五”期间发展速度有跨越式的提升；而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尚缺乏落脚点引领区域发展， 尤其是近年来的“东北现象”引起了党中央的极大重视，振兴东北战略的提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党和政府为平衡南北问题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竞争，其实质是核心城市、世界级城市的竞争，是世界级城市群的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加深，中国参与国际竞争需要更多城市进入世界体系，以提升国家的世界影响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世界级城市不仅在数量上处于落后位置，在地理位置上也全都位于沿海地区。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最早是由原建设部在 2007 年上报国务院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 （2006—2020 年 ）》中提出 的：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是我国金融、贸易、管理、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推动国际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用，同时还应具有全国范围的中心性和一定区域的国际性两大基本特征。这 一概念的提出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学术界对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和内涵多是从其功能作用方面进行描述，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任务是提升和优化城市功能，因此本次研究从城市功能方面进行论述。
我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是在全球城市体系发展的 大背景下展开的。从工业经济时代开始，国际城市间 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步形成了跨国城市体系和“世界城 市—区域城市—地区城市”的城市等级序列，其中世界 城市是代表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引领者。在服务 经济时代，世界城市逐步演变为综合服务型的中心城 市—或为国际金融和高端服务中心，承担世界资本运 营管理角色 （ 如纽约、伦敦 ）；或为生产性服务业发达 的国际产业中心，汇聚世界各类制造业和产业咨询类 跨国公司总部 （ 如东京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经 济高度一体化，世界范围内各城市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多元，协作分工日 益精细，全球城市体系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形成金融中心、物流商贸中心、信 息科技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等网络化的 多元中心类型，世界城市成为国际范围 内不同领域的要素集聚与辐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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