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圈”概念源自日本《农村生活环境整备计划》，主要针对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源分布不均、城乡资源差距过大等问题。社区生活圈是生活圈的核心圈层，与居民生活最为贴近。何浪等人研究发现，在 1 000 m 范围内人们会优先选择步行出行（步行时长约为15分钟）；绝大多数居民对日常生活设施的平均步行容忍时间集中在 10 ～ 20分钟的区间内，舒适时间是10分钟以内，合理时间为15分钟。
“城市人”作为以“以人为本”为内核的规划理论体系，核心理念在于人对空间接触机会（他人、设施等都可以称为“空间接触机会”）的追求。一个理性的人在自我保存（生存）的同时，也寻求与他人共存（空间接触机会），他会主动与周围空间（承载着空间接触机会）发生联系，去寻求更能“满足”他的空间机会，这种“满足”不仅是物理（人的物性）上的，更是精神（人的理性）上的；而规划者要做的就是构建“可满足”的空间，并制定合理的空间治理策略，使人的需求与空间的供给合理匹配。在此理论框架下，可将15分钟生活圈以公共服务设施为导向的圈层结构的构建，看作是为达成居民对“生活中所需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满足”而进行的规划，这种“满足”的评价标准则成为了具有理论意义的供需匹配：一方面，需要辨析不同空间、不同城市人的属性，挖掘供给与需求的内涵；另一方面，基于供需关系的理性分析，可得到以空间划定、设施配给和社区治理为主的规划方法，以指导城市15分钟生活圈的规划实践。
“社区共治”平台是一个能够凝聚公众力量，居民、商户、社会团体、政府和规划师等治理主体平等参与的交流平台。搭建平台的部门没有特殊的限制，一般为治理行动的发起方，可以是社区所在街道办、政府专项行动派出机构或规划设计团队。根据社区治理的特点，平台的工作流程可以是自上而下式，即制定章程—规划计划—分步实施，也可以是自下而上式，即民意协商—规划计划—制定章程—分步实施。但无论是何种工作流程，“社区共治”平台必须坚持治理主体平等表达诉求和共商共议的原则。通过平台可以收集并分析各方诉求，引导各主体以多样化方式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各个环节。各主体以“社区共治”平台为基础，促成各主体社会联系的建立与发展共识的达成，协商制定符合多方愿景的规划与计划，通过合作改善空间环境，促进社区提升改造，共同描绘社区发展的美好愿景。
新加坡作为位于东南亚的一个岛国，土地面积为722.5 km2，总人口为563.87万，平均人口密度约为 0.78 万人 / 平方公里。基于土地稀缺、人口稠密的特定国情，新加坡建屋发展局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简称“HDB”）从最初就确立了发展高层高密度新镇的建设方针，并一直贯彻执行至今。在新加坡城市重建局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简称“URA”）所拟定的城市总体规划基础之上，HDB进行新镇及组屋的规划，并涉及多个相关部门的统筹建设、运营及监督，如教育部负责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卫生部负责医院、诊疗所等，文化、社区及青年部负责文化、体育、志愿服务等，国家公园局负责绿地、社区农场等，国家环境署负责市场、小贩中心等。根据HDB 2017～2018年发展年报，截至2018年3月，新加坡约有 81％的人口居住在 23 个新镇的政府组屋中，其中超过90％的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屋，真正实现了“居者有其屋”。通过对新加坡新镇和政府组屋区的规划研究，基本可以反映其整体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体系规划的发展状况，并折射出对于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的作用理解，以及如何营造紧密连结的社区共同体的探索历程。
“生活圈”是指居民以家为中心，开展包括购物、休闲、通勤、医疗和社会交往等各种活动所形成的空间范围或行为空间。生活圈理论认为，生活圈的视角更强调从居民真实生活行为出发，体现真实的生活空间。根据肖作鹏等人对国内外生活圈研究及实践的梳理发现，2014年前“日常生活圈”的概念常被用于建成环境评价、公共设施配置、城市地域系统划分与识别等方面的研究及探索，已有研究认为其具有空间尺度与多样化的适用标准，而已有实践说明生活圈规划相比设施规划指向更明确，更注重以人为本、自下而上；2014 年后，柴彦威等人通过梳理、总结已有研究中城市居民的时空间行为特征，提出构建以“基础生活圈—通勤生活圈—扩展生活圈—协同生活圈”为核心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理论模式，并在北京的实体空间上进行了实践探讨。
在我国，“社区”概念是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演进在近些年才逐步形成的。计划经济时期，大部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局限在高墙围起的单位大院内，院内的公共空间分布随意，且经常被各种建筑侵占，与真正意义的公共空间有一定差距。随后，伴随工人新村的建设，出现了“公共活动场地”的概念，但这一时期的公共空间受经济条件制约，大多被设计成绿地或功能单一的场所。市场经济时期，居住小区注重内部公共空间的品质，但其设计逻辑带有明显的商业化倾向，往往“见绿不见人”，重视觉效果轻社会功能。与之相对比的是，里弄、里坊等传统居住型街区没有统一规划所谓的“公共空间”，但长期以来居民依据自身需求对街巷空间进行自发改造，居民与空间的频繁互动赋予其多样性的社会功能，使之成为具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公共空间”。
英国通过划定绿带、国家公园和法定特殊自然美景区，实现对生态空间的保护。①绿带。1955 年颁布的《城乡规划法》明确了将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和农村土地划为绿带，以控制城市蔓延，绿带内严格控制新的开发建设，新建项目需确保不会对现有乡村特征、景观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②国家公园。英国颁布了《国家公园和乡村土地使用法案》，严格控制开发和土地性质变更，只有满足当地居民生活必需并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或具有重要公益性的项目才被允许建设。③法定特殊自然美景区。这是指极特殊的、具有特色的、国家级的自然美景地区，有重要的保护价值，管理主体通过景观策略指南、保护建筑名录制度及开发许可申请制度对区域进行管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空间规划体系经历了初步构建探索、城市规划成为主体及“多规”冲突的空间规划体系混乱 3 个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空间规划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从主要发达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经验看，从生存主导的农业空间开发、生活主导的工业空间利用到品质导向的生态空间保护，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土空间变化的共同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紧扣我国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的变化，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新型空间规划体系正是中央结合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初衷是统一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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