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初期，相较于之前，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率上升，这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住房） 供给的短缺。在这样的供给压力下，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试行土地制度改革，又于1992年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改革开放以来规划理论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可以认为是1978～1991年，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建时期。该阶段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高效地配置公共产品，以保障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便导致此时的规划属于注重城市物质空间形成的物质规划，并带有强烈的工具理性特征，符合这样特征的国外理论或模式易受到关注。同时，意识到物质规划模式的单一性，国内学者也通过引入国外多学科理论来丰富理论建设。
法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国家（Etat）、大区（Région）、省（Département） 和市镇（Communes） 四级，后三级属于地方政体。这一区划的背后是法国强大的中央集权管理和悠久的地方自治传统的结合。集权体现在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向大区和省任命区长与省长的方式直接对地方事务进行管理；而自治则体现在作为法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市镇，是由议会负责管理的，议员由居民直选产生（任期6年，期满改选）。因此，根据权力主体，法国的行政区划系统又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套系统，其中自上而下系统包括大区、省、区（Arrondissement） 和乡（Canton） ；自下而上系统主要指市镇及多个市镇根据发展需要组成的共同体 （图1，表1）。
欧洲地区的国家公园大部分都以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为样本，但英国国家公园由于包含了人类活动的文化景观而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在1949年通过的相关法案中明确了英国国家公园的两个主要目的：保护和增强其自然美景，并为公众提供娱乐机会。在1951年英国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时，其内部已经有了以经济农业为主体的“生活、工作的乡村景观”。因此，英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公园系统，主要特征在于：有人居住，混合用途，主要为私有景观。
特许经营是指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以外的主体通过租赁、合约、许可及执照等方式在国家公园内进行的商业经营行为。美国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背景及国家公园发展诉求的变化而不断完善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国家公园始终坚持不以盈利为目标、而以生态资源保护为核心的管理思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人们对自然休闲的要求不断提高，涉及商业经营活动发展的“66计划”应运而生，引起了环保专家、志愿者等的强烈反对，其担心大量以营利为目标的商业活动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此，1965 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特许经营政策法案》，以期规避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该法案创新地提出管理者的收入与经营状况无关，使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的人为干扰大大降低。1998年，美国国会审议颁布了《改善国家公园管理局特许经营管理法》，明确了特许经营转让的原则、方式、流程等，并提出了成立特许经营管理委员会、制定特许经营合同及完善特许经营费标准，成为后期经营管理的法律依据。由此可见，美国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经历了整体反对、初步尝试和体系完善3个阶段，并在过程中不断加强对可操作性、精细化的管理程序的制定。
1956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随后相继建立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2013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15年，全国提出在9个区域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至今已发展至11个试点区。各类自然保护地及国家公园试点区边界划定的研究、实践为建立国家公园提供了经验借鉴，但各类自然保护地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试点区也尚处于探索实践阶段。在此情况下，学者们对国家公园边界划定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如苏杨提出国家公园要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在生物保护、公共管理、政策衔接和利益协调等方面均面临诸多困难，并简述了成因。以下通过对已有自然保护地及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研究，梳理国家公园边界划定面临的主要问题。
自美国1872年建立黄石公园以来，国家公园建设运动逐步在世界各国推广，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分别于1880年前后，南非与日本分别于1930年前后相继建立了各自的第一个国家公园。相较于美国等先行国家，我国关于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工作起步较晚，从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探索历程看，最早可追溯到民国时期，总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即民国时期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萌芽阶段、以“类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阶段和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阶段。
从18世纪开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不断丰富，《雅典宪章》《威尼斯宪章》《世界遗产公约》《西安宣言》等国际性文件相继颁布，衍生出“真实性”理论、“完整性”理论和“文化多样性”理论等一系列理论，最终达成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共识。首先，从历史悠久的重要文物保护到近现代优秀建筑、工业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等类型丰富且具有历史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从注重建筑单体的静态保护到历史文化遗产的全面动态保护，保护对象经历了时间、空间和类别等维度的重要转变。其次，保护方法从最初针对文物建筑的保护性修复发展到对历史地段的整体性保护，再发展到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协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最后，保护实践工作从精英行为转向公众参与，管理机制也贯穿于整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逐步实现自上而下的多方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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