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全国“两会”公布了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正式组建自然资源部，整合了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部分职责，突出了对国土资源和山水林田湖草的整体性保护，为规划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通过机构改革，将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与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相关的各类空间性规划的编制、管理和审批工作集中于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为构建新的空间规划体系提供了机构保障和组织保障，同时明确了自然资源部的主要职责就是“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自此，空间规划正式成为与国家机构和规划体制改革相对应的规划类型。
“社区共治”平台是一个能够凝聚公众力量，居民、商户、社会团体、政府和规划师等治理主体平等参与的交流平台。搭建平台的部门没有特殊的限制，一般为治理行动的发起方，可以是社区所在街道办、政府专项行动派出机构或规划设计团队。根据社区治理的特点，平台的工作流程可以是自上而下式，即制定章程—规划计划—分步实施，也可以是自下而上式，即民意协商—规划计划—制定章程—分步实施。但无论是何种工作流程，“社区共治”平台必须坚持治理主体平等表达诉求和共商共议的原则。通过平台可以收集并分析各方诉求，引导各主体以多样化方式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各个环节。各主体以“社区共治”平台为基础，促成各主体社会联系的建立与发展共识的达成，协商制定符合多方愿景的规划与计划，通过合作改善空间环境，促进社区提升改造，共同描绘社区发展的美好愿景。
在我国，“社区”概念是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演进在近些年才逐步形成的。计划经济时期，大部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局限在高墙围起的单位大院内，院内的公共空间分布随意，且经常被各种建筑侵占，与真正意义的公共空间有一定差距。随后，伴随工人新村的建设，出现了“公共活动场地”的概念，但这一时期的公共空间受经济条件制约，大多被设计成绿地或功能单一的场所。市场经济时期，居住小区注重内部公共空间的品质，但其设计逻辑带有明显的商业化倾向，往往“见绿不见人”，重视觉效果轻社会功能。与之相对比的是，里弄、里坊等传统居住型街区没有统一规划所谓的“公共空间”，但长期以来居民依据自身需求对街巷空间进行自发改造，居民与空间的频繁互动赋予其多样性的社会功能，使之成为具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公共空间”。
随着我国沿海战略向内部推移，中西”问题不断优化，南北平衡问 题逐渐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从全国区域发展看，以北京、上海、广 州等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的三大城市群正在带领东部沿海地区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带动我国经济、科技、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密切联系；武汉、成都和重庆则发挥中部地区开放门户与向西开放的作用，在“十二五”期间发展速度有跨越式的提升；而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尚缺乏落脚点引领区域发展， 尤其是近年来的“东北现象”引起了党中央的极大重视，振兴东北战略的提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党和政府为平衡南北问题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是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宜居乡村。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农学、人口学及教育学等领域的学者、专家们都见仁见智，从多方面对乡村振兴进行诠释，并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图1）。其中，范昕墨立足公共经济学视角，就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机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蒋永穆提出了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策略；高吉喜等人建议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应从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农村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等方面推进 ；陈锡文介绍了如何在乡村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皮晓雯等人主要侧重于分析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王红等人提出乡村教育扶贫需关注质量贫困、机会贫困、情感贫困及信息贫困对乡村学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影响 。
“区域”的概念在《现代经济词典》中表述为“根据一定的目的和原则划分的地球表面一定的空间范围，是因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内聚力形成……能够独立发挥功能的整体”。“区域”型国土空间就是对一定空间范围内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环境综合性认知的结果，即“一片片”的国土空间。“区域”型国土空间虽体现地理学综合区划的视角，但在国土空间规划讨论的范畴中，规划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其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落实到各级规划的责任主体。
在改革开放初期，相较于之前，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率上升，这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住房） 供给的短缺。在这样的供给压力下，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试行土地制度改革，又于1992年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改革开放以来规划理论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可以认为是1978～1991年，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建时期。该阶段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高效地配置公共产品，以保障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便导致此时的规划属于注重城市物质空间形成的物质规划，并带有强烈的工具理性特征，符合这样特征的国外理论或模式易受到关注。同时，意识到物质规划模式的单一性，国内学者也通过引入国外多学科理论来丰富理论建设。
1956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随后相继建立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2013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15年，全国提出在9个区域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至今已发展至11个试点区。各类自然保护地及国家公园试点区边界划定的研究、实践为建立国家公园提供了经验借鉴，但各类自然保护地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试点区也尚处于探索实践阶段。在此情况下，学者们对国家公园边界划定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如苏杨提出国家公园要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在生物保护、公共管理、政策衔接和利益协调等方面均面临诸多困难，并简述了成因。以下通过对已有自然保护地及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研究，梳理国家公园边界划定面临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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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物联网平台发展重点： 一是行业深耕化，从通用型平台向“一米宽、百米深”的行业垂直平台转型，聚焦能源、交通、化工等领域的特定需求，沉淀场景化解决方案与行业Know-how，而非追求“大而全”的覆盖能力。 二是智能融合化，工业大模型与平台深度结合，实现工业知识的智能化重构、应用开发的低代码化升级，以及生产运营的自感知、自决策、自优化闭环管控，AI成为提质增效的核心变量。 三是生态协同化，平台不再是单一技术载体，而是串联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中枢，通过跨系统数据融合、产学研用金深度合作，形成“数据-算力-应用”的生态闭环，赋能供应链协同与产业集群升级。 四是部署灵活化，采用“平台化产品+私有化部署”结合的模式，兼顾中小企业轻量化需求与大型集团定制化诉求，支持公有云、私有云、边缘端的混合部署，平衡成本与安全性。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以前瞻？性、引领性姿态加速崛起，成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领域。
首先从华为的视角总结了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应有的共识，以及从战略角度阐述了华为为何推行数字化转型，然后给出了华为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框架(方法论)，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的方法，帮助读者在厘清华为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整体脉络的同时，能快速对自身的数字化水平进行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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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盟科技)，成立于2000年4月，总部位于北京。公司于2014年1月 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证券代码:300369。绿盟科技在国内设有50 余个分支机构,为政府、金融、运营商、能源、交通、科教文卫等行业用户与各类型企业用户,提供全线网络安全产品、全方位安全解决方案和体系化安全运营服务。公司在美国硅谷、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新加坡及巴西圣保罗设立海外子公司和办事处,深入开展全球业务，打造全球网络安全行业的中国品牌。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光明。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内居民财富持续积累与资产配置需求日趋多元化，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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