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排他性与损减性强弱程度的组合，物品可分为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公共池资源”和纯公共物品（图1）。其中，就公共物品而言，纯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非排他性和非损减性，而“公共池资源”则具有消费主体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强损减性。因这些属性的差异，不同类型物品的供给主体、方式和效率等也较为悬殊。
以往针对传统产业衰落后的老旧社区更新实践多以“产业导入带动社区发展”，通过对社区的历史、区位和现状条件的分析，确定引入的产业类别，以此作为传统社区更新的落脚点。在以往的探索中多是将文化创意产业与社区营造融合、基于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打造具有文化展示、教育学习与观光休闲功能的文化特色创意社区等，为传统社区更新与产业的有效结合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城市更新是一种将城市衰败的物质与社会空间进行有计划的改建活动与行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战后对城市衰败地区的整治和治理，西方国家开始了大拆大建式的城市更新。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城市更新的发展动力、实施机制与表现特征开始发生变化。关注城市中建筑物的历史价值，提升城市经济活力，促进建成社区的综合提升，这些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主旋律。20 世纪 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演变，物质环境的更新趋于更加缓慢和谨慎，而提升社区活力的微改造更新方式成为主流。
传统城市功能分区严格，以面向日常生活的居住职能为主，商业和手工业零散分布。近现代社会工商业勃兴，市场化、社会化的公共生活领域开始生长，非日常生活全面进入内城，但总体进程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建设的重心转向工业发展，企事业单位丛生，逐渐形成以“单位”工作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商业消费、文化娱乐等公共空间在计划经济时代相对单一。改革开放之后，生产力的快速提高让人们有了更多的休闲娱乐时间，日常生活世界开始外扩，不再局限于工作单位和亲属之间，社区公共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边界日趋模糊。市场经济逐渐打破了“单位”的垄断地位，内向的“熟人”社会走向开放的“陌生人”社会，社区走向“脱域共同体”，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交叠。
城市更新伴随着城市发展而来。西方近现代城市更新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刚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为分水岭，由大规模、激进式更新转向小规模、渐进式更新，在社区规划、多元参与中强调规划的理性。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为反思我国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带来的一系列城市问题，吴良镛先生提出有机更新理论，认为应通过审慎地城市“有机更新”逐步走向新的“有机秩序”，强调更新有机体的完整性。伍江教授认为，城市更新是城市这个有机体持续不断的细胞层面的常态化生命活动，强调更新活动的可持续性。赵民、李东泉、洪亮平、黄瓴等学者强调了城市更新的社区发展导向。此外，根据近两年国内的微更新实践，涌现出多元视角的微更新研究热潮，包括自主治理的可行性，构建政府、企业和居民三方“命运共同体”，日常需求导向，公共意识再生的重要性，社区营造路径，以及社区包容性发展等。可以看出，从城市有机更新到社区微更新，“以人为本”更为具体化、精细化，更加强调对城市历史过程和积淀的尊重、对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尊重、对曾经视而不见的社区微空间价值的尊重。
“协作式规划”的概念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市民社会的崛起促使社区规划从传统的政府主导、精英主导向社会多元主体协作参与转变。协作式规划从民主政治平等的“沟通行为与沟通理性”，发展到与“网络社会”等西方社会科学新概念相融合，强调权威主体应主动促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各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交流达成共识，在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保证规划决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社区微更新虽“微”，却不易成。由于社区面广量大、利益关系纷繁芜杂，是政府和市场力容易失效的领域。20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治理理念在全球范围的推广，社区治理成为弥补政府和市场在社区失效的补充机制。社区微更新的本质就是社区治理——社区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推进社区发展的持续过程。社区空间和社区治理之间通过主体行为发生互动，项目设计只是治理中的一个环节，其效用和治理环境及过程密切相关，对政策和行动的综合性要求更高。
香河县位于河北省廊坊市，与北京、天津接壤，处在京津冀城市群中，距离廊坊40km，距北京市区45km，距天津机场 70km，距唐山 110km。此次规划的运河新城位于香河县西部，处于北京、天津的区域发展主轴上，属于两大三角形区域之一 — 京津唐三角形地区地理中心区域；比邻老城，以新开大街、新华大街、绣水街为纽带与老城区衔接，将成为距离京津最近的开发区之一，以及京津尤其是北京产业调整、扩散转型的重要区域之一；北临京沈高速公路，西与北京通州区交界，南部与天津市武清县相邻，东部隔香五自留渠与钳屯乡政府毗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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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物联网平台发展重点： 一是行业深耕化，从通用型平台向“一米宽、百米深”的行业垂直平台转型，聚焦能源、交通、化工等领域的特定需求，沉淀场景化解决方案与行业Know-how，而非追求“大而全”的覆盖能力。 二是智能融合化，工业大模型与平台深度结合，实现工业知识的智能化重构、应用开发的低代码化升级，以及生产运营的自感知、自决策、自优化闭环管控，AI成为提质增效的核心变量。 三是生态协同化，平台不再是单一技术载体，而是串联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中枢，通过跨系统数据融合、产学研用金深度合作，形成“数据-算力-应用”的生态闭环，赋能供应链协同与产业集群升级。 四是部署灵活化，采用“平台化产品+私有化部署”结合的模式，兼顾中小企业轻量化需求与大型集团定制化诉求，支持公有云、私有云、边缘端的混合部署，平衡成本与安全性。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以前瞻？性、引领性姿态加速崛起，成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领域。
首先从华为的视角总结了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应有的共识，以及从战略角度阐述了华为为何推行数字化转型，然后给出了华为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框架(方法论)，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的方法，帮助读者在厘清华为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整体脉络的同时，能快速对自身的数字化水平进行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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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盟科技)，成立于2000年4月，总部位于北京。公司于2014年1月 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证券代码:300369。绿盟科技在国内设有50 余个分支机构,为政府、金融、运营商、能源、交通、科教文卫等行业用户与各类型企业用户,提供全线网络安全产品、全方位安全解决方案和体系化安全运营服务。公司在美国硅谷、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新加坡及巴西圣保罗设立海外子公司和办事处,深入开展全球业务，打造全球网络安全行业的中国品牌。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光明。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内居民财富持续积累与资产配置需求日趋多元化，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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