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上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就“承载力”而言，研究起源于马尔萨斯人口问题假说。1921年，帕克和伯吉斯正式提出了“承载力”的概念。20世纪中叶，全球人地矛盾不断加剧，推动承载力研究向纵深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资源承载力”概念并被广泛接纳。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的研究逐步扩展到包括土地、水和能源在内的各类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研究。2000年以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综合研究得到学界重视。从内涵上来讲，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指一定时期内，不同尺度区域在确保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环境良性循环的条件下，区域资源环境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及相应经济与社会总量的能力。它是包含资源和环境要素的综合概念。就“适宜性”而言，一般是指土地适宜性，是指土地在一定条件下对不同用途、功能的适宜程度。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是指国土空间对农业生产、城镇开发建设等不同开发利用方式的适宜程度，其基本理念最早产生于土地适宜性评价，主要包括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与城镇生产适宜性评价。随着我国国土开发建设格局的剧烈变化，生态、生产及生活空间矛盾难以协调，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重要性逐渐突显，已成为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保护国土生态空间、合理布局建设空间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依据。
从政策立法角度看，国土空间规划相对城乡规划是一套新的规划体系，是权责更高的法定政策，是效力更强的治理手段。从学科构成角度看，尽管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对象空间更加广阔，研究领域更加多维，但与城乡规划学科构成框架的契合度依然很高。从根本上而言，人类的建设行为、活动状态是对国土空间整体产生重要影响的最为关键的因子，因而以人类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城乡规划更容易成为对接国土空间规划研究的主体学科。也就是说，城乡规划研究的各类建设活动虽然直接涉及的空间范围有限，但却是影响自然生态保护、各类设施布局和土地有效利用等国土空间规划内容的关键因素。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除了基本的职能构成，国土空间规划的内涵将向文化传承、美丽国土乃至地缘政治等更高品质和更多样职能方面深度发展，城乡规划现有的学科框架更具有潜力通过拓展来承担这些职能。当然，所有这些无疑是在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下才能真正完成的。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规划一直处在学科转型与探索时期，包括从物质空间规划到公共政策制定，从专项规划到整体统筹，从建筑学传统下的学科建设到综合集成的学科交叉体系等，一系列学科转型与教学改革的努力恰恰是走向国土空间规划的序曲。比较城乡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可以发现，二者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在多个方面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与高度的一致性。
从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到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国城乡规划加快从部门规划向国家治理工具转变，城乡规划定位的明确为学科的拓展和转变奠定了基础。笔者认为，国土空间规划时代的到来实质性地促进了城乡规划学科的大转变。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并不是某一规划层面或某种规划类型的变化，其形成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故对国土空间规划的恰当应对是未来保持城乡规划学科发展活力的关键。城乡规划不仅要在应用层面全面融入和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还要从学科体系构建上全面适应新的实践变化，为国土空间规划及新时代国家治理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直面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城乡规划学科已经处于一个新的学科变革的关键节点。
我国城乡规划教育在外来的规划学科引入与国内实践土壤的碰撞与磨合中成长，在批判和改良中调整进步，与实践紧密结合仍然是我国城乡规划教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城乡规划在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实践过程中，大致经历了物质形态规划—综合战略型规划—资源管理型规划的嬗变，相应的规划教育基础和内容也不断发展及转变。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与我国的经济体制、规划管理体制和学科发育程度密不可分，其在对现有城乡规划教育提出新的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一次反思和革新的机会。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国城乡规划教育已面临诸多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力不从心”的疲态。
当前我国城乡规划行业面临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重任。在自然资源部的统一领导下实现“多规合一”，把过去城乡规划主要服务的对象——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规划，纳入国土资源整体框架内进行统一规划管理，体现了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体现了“天、地、人”的整体宇宙观，反映了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人居环境规划建设的时代进步。这有助于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
2018年自然资源部的成立和国土空间规划对城乡规划的“兼并”，成为城乡规划学科面临的巨大挑战。之所以使用“兼并”一词，是基于自然资源部对规划管理职能归属的行政调整。陆昊部长明确指出“规划既不是城乡规划，也不是土地利用规划，而应该是国土空间规划”。在操作层面，既有的城乡规划体系纳入尚处于研究之中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中。
分析海洋资源监管，必须认清海洋资源的概念。学术界对海洋资源的定义众说纷纭，伍光和等人将其定义为与海水本身有直接关系的物质和能量；陈万灵等人认为海洋资源是指海洋空间中所存在的、在海洋自然力作用下形成并分布在海洋区域内的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戚道孟则认为海洋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海洋中的一切对人类有价值的物质和能量。但是，我国相关法律并未界定海洋资源的概念，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以下简称《海域使用管理法》） 中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因此，需要纳入海洋资源监管范畴的海洋资源，应该具备分布于海洋、有法律依据、有明确产权、有可利用价值等基本条件。由此，可以做这样的概念界定：海洋资源是法定的、以海洋为载体的、可明确产权的天然生成物。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源于空间规划，20世纪初德国最早将全国划分成若干个区域，并颁布了《德国城乡规划法》，进行全面的空间规划。随后，英国、日本等国家陆续进行全国性的国土空间规划，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也不断演化发展，规划管制目标特别是农地规划管制的目标从数量到质量，从生态到发展伦理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公众对环境敏感区管制的关注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扩展到全域国土空间。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采取对开发建设活动进行监管的方式对空间实施用途管制，如美国、日本、加拿大的“土地使用分区管制”，中国香港地区、韩国、法国的“建设开发许可制”，英国的“规划许可制”，以及瑞典、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使用管制”等（表1）。尽管由于制度差异各个国家的管制特点也不同，但都以用途管制制度作为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国土空间开发利用进行有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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