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具有明显的突发事件特征。其突如其来，难以预测，人们也因未曾接触、研究过相关病例而无法做出准确的客观判断和决策，而后疫情在短时间内呈现爆发式增长、迅速蔓延，同时由于人口流动产生连锁反应，形成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公共卫生事关国家整体安全，古罗马为保障市民健康、维护城邦生活环境，在水道、排污、丧葬等城邦日常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进行了大量立法实践和建设引导，高度发达的水道系统是罗马城最为重要的公共设施，对罗马城健康有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表明早在公元前人类已经意识到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对防控传染病的意义并付诸了行动。在19世纪前期英国城镇快速扩张，但由于缺乏城市规划，城市缺乏必要供排水设施，居住区拥挤、潮湿和缺乏采光通风，导致传染病肆虐横行。1831～1867 年，英国就爆发了3次大规模的霍乱，英国议会于1848 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为英国全国规模的公共卫生管理设立了形式规范。部分学者亦将这一法案视为现代城市规划的重要起源。我国在1989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随后在2004年、2013年进行了两次修订，在涉及空间规划方面主要包括了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和改造公共卫生设施、完善传染病医疗救治服务网络建设等方面的要求，期间还在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进行了细化的安排。
城市的韧性取决于其面对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韧性城市具有反思力、随机应变力、稳健性、冗余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的特点。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百个韧性城市”项目时，提出“建立城市适应力需要从整体上审视城市：了解构成城市的系统以及城市可能面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风险”。奥雅纳公司从4个维度，即健康及福祉、经济及社会、基础设施及环境、领导力及策略，构建了全面定性分析韧性城市的框架。李亚等人通过6个维度即经济、社会、环境、社区、基础设施和组织，整体衡量城市韧性。国外Ostadtaghizadeh等人整合10 个模型衡量韧性城市，并提出5个维度来研究韧性城市，即物理、自然、经济、制度、社会。综合众多学者对韧性城市的理解，韧性城市包括韧性硬件子系统和韧性软件子系统。韧性硬件子系统主要是各类韧性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物流、市政能源、信息通信与医疗卫生等系统；韧性软件子系统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组织机制等系统。其中，经济环境指弹性合理的经济结构；社会环境指宣传疏导等社会恢复措施；组织制度指建立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应急人才队伍建设、应急管理的规范法规及缓解疫情的治理政策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然性、复杂性、破坏性和不可预测的特点。突发性即突然发生，通常难以准确预测，对快速应对提出严峻挑战；复杂性源于成因的多样性，如各类传染性疾病，地震、水灾和火灾等自然灾害，以及动物疫情、致病微生物、药品危险、食物中毒和职业危害等；破坏性体现在对人的健康有影响，还可能对环境、经济乃至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蔓延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是指利用风险评估的理论和方法，对疾病或事件的公共卫生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的过程。通过对各种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危害程度和人群脆弱性进行科学评估，梳理风险来源，明确风险等级，提出风险预警、风险沟通、应急准备和处置工作重点及风险控制的建议，帮助相关部门充分认识和了解各类风险，做好卫生应急的准备。评估一般是运用头脑风暴法和德尔菲 （Delphi） 法等评价方法，按照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等步骤进行。评估主要由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有效控制和阻止传染病疫情的跨区域流动及传播。每增加一处疫情感染的地域，就会成倍地增加疫情大面积传播的风险和疫情防控的难度。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常态化状况下，越是人员流动频繁的地区，往往越有经济活力；但是在疫情传播情境下，这些地区往往也是病毒传播最为迅猛的地区。所以，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与周边城市人口经济高度紧密联系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地区，往往成为区域疫情传播的高危地区，同时也是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战场。
目前，在我国开展的城市安全规划中，有针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防灾减灾规划，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规划几乎没有涉及。对比现有的防灾减灾规划，结合已发生的疫情对人和城市造成的巨大影响，可见我国在疫情防控规划方面仍然存在缺失，突如其来的公共安全事件会导致城市安全和韧性系统的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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