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人工智能已高调介入，其初衷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而 两大具体要点则是“统一证据标准”和“防范冤假错案”。但在实践中，却面临着“简易案件不需要，复杂案件不敢 用”以及“补课而非升级”的尴尬境遇，效果不如预期。在探讨所谓算法、技术之前，首先需要解决人工智能介入刑 事司法的方向性问题，反思其与传统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理论教义能否兼容。否则，人类的认知偏见即可能转 移给人工智能产品，进而形成“算法偏见”。确保人工智能“无偏见”地助力刑事司法，应当从形式意义上的证据指 引转向实质意义上的证明辅助，实现基于证明原理的全面升级、基于证据评价的概率测算以及基于整体主义的认 知监控；同时，不得动摇人类作为司法决策者的主体地位，接受来自算法的支持而非支配，避免隐藏在人工智能产 品中的“认知偏见”对司法实践带来难以控制的负面效应。
